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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认为，定期调整实施后，深市核心指数代表性将进一步提升，更好反映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和深证100等指数成长性特色。营业收入方面，调样后的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和深证100样本股2018年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5%、21%、39%，增速超过A股上市公司同期整体营收16%的增长率。盈利能力方面，调样后的三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2018年净利润增长均超过12%，高于A股同期整体净利润2.5%的增长率。

余留芬余留芬，女，汉族，中共党员，1969年8月出生，贵州盘州人，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岩博村党委书记，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她以发展经济、富裕百姓为己任，扎根基层、改革创新，坚持抓党建促脱贫和人才强村战略，狠抓产业脱贫和产业引领发展，组织动员群众修路通水、买林场、办酒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产业，使岩博村从一个人均纯收入不足800元、1/3村民没过温饱线、村级债务缠身的贫困村，发展成为人均纯收入1.86万元、集体资产达7600万元、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文明村、示范村、小康村”。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贵州省劳动模范”等称号。

但也有些家长对此颇有微词。谁都有本职工作，有时很难兼顾。像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热爱劳动的习惯，让孩子们独立完成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在心理上，不太能接受；在行动上，绝对都会支持。我敢说，大多数家长都是这种心态。”王先生说，因为孩子的事总归是自己的事，所以不敢拒绝老师。

当前，从贸易增加值统计角度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十分必要，能够更客观地反映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美两国在全球分工中的特殊地位使得贸易增加值统计与贸易总值统计的差异尤为突出。究其原因，中国一方面发挥着“世界工厂”的特殊地位，以完整的产业链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进口大量原材料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持续输出制成品。贸易总值统计将中国对美输出的制成品的全部价值都计入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其中包括其他国家（地区）交付中国企业加工、组装、再出口美国的制成品价值，忽视了中国仅仅是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高估了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扭曲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以苹果手机为例，中国从日、韩等国（地区）进口屏幕等重要零部件，通过来料加工等方式在中国大陆组装后向美欧等国家（地区）出口。据中国商务部报告，一部在中国组装制造的苹果手机批发价为178.96美元，其中仅有6.5美元的价值是在中国产生的，其余的价值都由美国设计商和韩国、日本等零部件供应商获得。依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测算结果，如果将这一过程中其他国家和地区创造的增加值剔除，当年美国对中国在苹果手机上的贸易赤字将从19亿美元减少到7300万美元。因此，使用贸易增加值统计数据有利于客观地分析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有利于理性地看待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虽然货物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但现有的统计数据没有完全反映美国从双边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例如，20世纪末以来，跨国公司的快速扩张加速了国际分工和利润转移，境外投资通过第三方避税地流入中国国境，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劳动力和招商优惠获得利润。但是中美双方统计都无法完全识别资金的来源地和最终投向，不仅导致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美国企业利润，也导致美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其在华企业的经济利益。而离岸外包、转移定价的迅速发展也使得GDP等指标的统计数据没有充分反映贸易分工给美国带来的经济繁荣。例如，苹果等高科技公司通过研发设计创造了知识产权产品，并利用中韩等国完成低附加值的生产过程，获取“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额利润。但是，这些公司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将部分知识产权产品价值和相应的利润留存在避税地的下属离岸公司，这部分产值没有体现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中，相应的利润也没有体现在美国国际收支统计数据中，从而没有体现在美国国民总收入和美国国民财富中。事实上，美国官方和研究机构也开始高度关注美国企业在外的投资利润转移带来的数据表现问题。例如，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和高校的四位学者（Guvenen etal， 2017）发表论文认为，美国跨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超额利润，但其跨国利润转移行为导致企业总部的研发产出价值被低估，部分统计指标（如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低估了美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成果。这导致美国统计数据低估了跨国分工和互惠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和美国获得的利益。

三是有助于推动药品采购流程的完善。药品招投标中，评标专家主体是医生。在存在“二次议价”空间时，为寻求医院补偿的有效渠道，存在主观上预留价格空间以备再议的动机。消除“二次议价”空间，可以反过来规范评标专家的行为，促进评标过程的规范化。对于患者来说，带量采购的直观好处是，药价或因此得到降低。